在日本作为中世纪时代创建的汉籍收藏机构中，可以与足利学校并称的，要算是金泽文库了。所有现存的“金泽本”汉籍，全都可以归属善本类，其中最多的是属于宫内厅的“御物”，此外，有的被确定为“日本国宝”，有的则被确定为“日本重要文化财”。
自1985年以来，我有机会六次访问金泽文库，最近的一次，则是在1998年的7月与张哲俊博士同往。日本称之为“金泽”的地名甚多，东西皆有。此处说的“金泽文库”，则位于东京都之南端神奈川县的横滨市内。如果从东京出发，则在东京的品川乘坐“京滨特快”，过横滨车站，在“金泽文库站”下车，转乘第13号公共汽车，十分钟后在“称名寺站”下车即是。文库北临东京湾，西南衬日向、稻荷、金泽三山，景色旖丽。
金泽文库原是日本中世纪时代武家北条氏政权的文教设施，创建的确切年代已经不可考知。十三世纪北条氏二代执政北条义时的第五子北条实泰，受封为武藏国六浦庄领主（今横滨市金泽区辖内），在此地建立居馆。1258年（日本正泰二年），北条实泰的独生子北条实时在六浦庄内建立“称名寺”，并以僧人妙性房审海为开山，实时与元代赴日本的名僧一山一宁交谊厚笃。北条实时本人在称名寺中行传法灌顶仪式，出家为僧。1275年（日本建治元年），北条实时从镰仓迁居六浦庄，并在称名寺内建立一个“文库”，收储他所藏的日汉文献，这可能便是“金泽文库”的起始。如是，金泽文库的建立，比足利学校大约要早二百年左右。
北条实时在青年时代曾经师事儒学家清原教隆，学习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与《群书治要》等经籍，对于学问和政道，均甚关注。当时，金泽文库所藏的汉籍，分为“儒书”与“佛典”两大部类，皆钤“金泽文库”印记。不过，印记的颜色则以朱墨加以区别———儒学著作为墨色“金泽文库”印，按《千字文》次序分类排列；佛学著作为红色“金泽文库”印，各宗按经论章疏排列。今存“金泽文库本”中，尚可见“武藏国仓城郡六浦庄内金泽村越后守平实时堂廊”等题识，乃系当时收藏者所为。
金泽文库藏书的功能，与足利学校的藏本不相同，它并不“公用”。金泽文库是中世纪武家的私人文库，仅供当时北条氏一门及称名寺僧人所利用，所以，一般的僧俗人士亦难窥其底蕴。十五世纪时五山僧人万里集九，曾于1486年游学金泽文库。他在《梅花无尽藏》中记其事曰：“文明十八年二月有七己亥，桓濑户六浦之滨。遗庙之前挂昔时诸老所作之诗板，边旁点划不泯，如新镌也。渐进入称名律寺间，西湖梅以未开放为遗恨矣。珠帘、猫儿、支竺、群书之目录、称名寺水晶、唐猫儿之孙，一大时教及群书，盖先代储焉。无介者而不能触目。对案书卷，遂不扬面。吁，律缚之传，但守法而已云云。”此文中的“文明十八年”，即公元1486年。万里集九这一趟金泽之游看来比较扫兴，因为没有介绍人或介绍信，所以“对案书卷，遂不扬面”，心情甚为无奈。但由此也说明，在金泽文库建立的百余年后，于管理上仍然秉承旧规，制度相当严格。
其实，当万里集九游学金泽文库之前，镰仓幕府已在1333年（日本弘元三年）崩溃，北条氏势力已经消退，金泽文库已经移交称名寺的住持管理。十五世纪初，上杉宪实出任关东管领，他不但重振了足利学校，而且也倾力于金泽文库的经营。在上杉氏管理期间，金泽文库曾一度改名为“金泽学校”，这大约是为了与“足利学校”齐平之故。笔者曾在东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（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等遗存）中阅读南宋刊本《世说新语》。此本正文首叶第一行在“世说新语上”之下，有“金泽文库”墨印，而边框右侧上方，则钤有“金泽学校”印记一枚，此二印皆清晰可读。此可确证“金泽学校”就是“金泽文库”了。
金泽文库由于它本身存在的时代，决定了“金泽文库本”主要是宋元刊本和明代初期的刊本与同时代的手写本，以及与这一时期相一致的日本自己的“和刊本”与“和写本”，其中有不少是国内已经逸失，于当今被日本称为“国宝”的典籍了。
古代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之后，群雄割据，争霸关东，在战争的摧残中，金泽文库的库务日趋式微。笔者在《在足利学校访国宝》一文中曾提到当年足利学校的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，经过相州地方时为北条氏康父子讲授易学，北条氏以金泽文库所珍藏之宋刊本《文选》作为谈资相赠，即可窥见其藏书散出之一般。1592年（日本文禄元年）僧人铁山造访金泽文库，与百年前万里集九所见已面目全非。有诗为证：“不见图书三万堆／秋风荒野独堪哀／秦坑千岁非应恨／帙杂红尘轴绿苔。”（见《铁山集》卷中）。其后，1616年（日本元和二年）江户时代汉学的魁首林罗山过金泽，叹其藏书之散失，亦作诗曰：“怀古泪痕羁旅情／腐儒早晚起苍生／人亡书泯几回首／境致空留金泽名。”（见《罗山诗集》卷一）。
金泽文库旧藏散出者，首先为江户时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所收藏。德川家康有私人藏书处，称“富士见亭文库”。1633年（日本宽永十年）德川家康的后裔将文库迁至红叶山，故又更名为“红叶山文库”，又称“枫山文库”或“枫山官库”。无论是在“富士见亭文库”时期，还是在“枫山官库”时期，德川幕府收储的“金泽文库本”数量甚多，并刊布流世。例如，唐代魏徵等编撰的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，却不见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记载，大概在那个时代便已经失逸了，而金泽文库却藏有镰仓时代（1192—1330年）日本僧人手写此书的全帙。此写本每一叶十二行，行间八分，一行约十七字。卷中有日本后深草天皇建长年间（1249—1255年）至花园天皇延庆年间（1308—1310年）之间日本清原教隆、藤原敦周、藤原敦纲、藤原经雄、北条实时和金泽贞显等学问大家的手识文。德川家康在得到这个本子后，曾于1616年（日本元和二年）正月命令将这个写本用活字排印。但此时此本《群书治要》已经缺失卷第四、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，残存四十七卷了。今存《本光国师日记》“元和二年”条中，记录了当时江户幕府重印《群书治要》的全过程，《日记》中对于活字排印工序中的“切木”、“雕手”、“植手”、“摺手”、“校合”等，皆记载详密。此书经半年后印成五十一部，每部凡四十七册。然此时德川家康已经去世，所以印本未能流布，只是把它们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、纪伊两家藩主。1781年（日本天明元年）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，有感于《群书治要》虽然已经印刷百余年，却始终未能流布，即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“金泽文库本”《群书治要》，复加校刊，再版梓行。1786年（日本天明六年）重印本告成，分予诸藩主并各位亲臣。这就是流传于世的有名的“天明版”《群书治要》。1796年（日本宽政八年）尾张藩主家得知《群书治要》在中国国内已经失逸，于是，以五部移送当时掌管长崎海关的近藤重藏，托其转达中华。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，一部赠诹访社，三部赠唐商馆，托中国商人携回本土———当时，江户幕府实行全国封锁令。惟准中国与荷兰的商人，得以长崎为惟一的进出口岸。
清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，鲍廷博编撰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他在第二十一集《孝经郑注序》中言及《群书治要》，并曰：“此书久佚，仅见日本天明刻本”，由此则知日本尾张藩主家所刻此本已经在中国国内流传，时距尾张藩主家托近藤重藏将“天明印本”转送中国商人只有六年的时间。稍后，阮元编辑《宛委别藏》，即将《群书治要》编入其中。其题曰：“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，原缺卷四、卷十三、卷二十。唐魏徵等撰，日本天明刊本。”至此，日本尾张藩主家刊本已经为阮元所得了。后来，《连筠?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（三编）》等皆从《宛委别藏》中辑入了《群书治要》，此为清人的校刊典籍，起了不小的作用。这是“金泽文库本”的一段趣事。
有据可证，当年德川幕府从金泽文库中取走了宋元刊本二十四种。日本明治时代“废藩”之后，枫山官库的珍本大部分入了宫内省图书寮（即今宫内厅书陵部）。原金泽文库所藏的宋刊本，如《尚书正义》、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《论语注疏》、《集韵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外台秘要方》、《杨氏家藏方》、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新编类要图注本草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王文公文集》、《景文宋公集》、《东坡集》、《崔舍人玉堂类稿附西垣类稿》、《画一元龟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，皆已悉为“御物”。其余的典籍在当时便归于“太政官文库”，后变名为“内阁文库”（今“国家公文书馆第一部”）。除德川幕府之外，江户时代的各家藩主也收储“金泽文库本”。当时，德川光编撰《大日本史》，曾令其史官赴金泽取书，如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施氏问对》等，后藏于彰考馆；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移“金泽文库本”于本藩，如《春秋左氏音义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列子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，后藏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；尾张藩主家也有“金泽文库本”，如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太平圣惠方》等，后藏于蓬左文库。此外，如宋刊本《锦绣万花谷》（残本）五卷，移藏于万松山龙潭寺（今静冈县境内），南宋初年刊本《礼记正义》（残本）八卷，移藏于身延山久远寺（今山梨县境内），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天理教创设之“天理图书馆”，以其雄厚的财力，还收集到流传于世上的“金泽文库本”，如宋刊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并《附录》五卷。是书为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由欧阳修之子欧阳发编定，于宋宁宗庆元至嘉泰年间在吉州刊印。卷中钤有“金泽文库”第一号墨印，系从金泽文库散出无疑。此本已在1952年被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。
金泽文库衰败之后，到明治年间，伊藤博文曾加修葺。1930年日本大桥新太郎曾出资复兴这一中世纪时代的文教设施，金泽文库便作为图书馆而开始运行。1955年，日本政府最终确定了把“金泽文库”建设成为中世纪历史博物馆的方针，一直贯彻至今。
目前，金泽文库的汉籍善本的收藏，计有宋刊本如《南史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嘉定十一年具注历》等典籍四十五种。此外尚有宋刊本《大藏经》一部，凡七百四十五种，共计三千四百九十卷。这部《大藏经》属于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的混编本，但全为宋刊本，亦至为名贵。
在四十五种汉籍珍本中，有《（大宋）嘉定十一年具注历》（残本）一叶，系宋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刊印。国内外现存的汉籍文献中，关于宋代历本，只有《大宋宝?四年丙辰岁会天满年具注历》的写本流行于世，未曾听说有宋刊本传世的，此本《（大宋）嘉定十一年具注历》把每一天分为八个部分加以表述，第一格记日期、甲子和五行，如“（六月）二十一日辛酉木满”；第二格记当日星相，如“房（星）”；第三格记节气、月弦、祓?和八卦，如“大暑六月中沐浴离九三”；第四格记当日自然征侯，如“腐草化为萤”；第五格记当日可行事与当日不可行事，如“吉日岁对……兵吉……宜临政举官”等；第六格记漏刻及太阳运行，如（二十二日）“昼五十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出卯初初刻……”；第七格记当日人体征侯，如“人神在胸”，又“血忌人神在手指”，又“血支人神在股内”等；第八格记人体行事，如“日游在房内中”等。此书所透露出的如此丰富的文化讯息，对理解十三世纪初期汉民族对自然科学、社会人事与生命运动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，具有重大的价值。
唐代诗人元稹，与白居易交好，在诗文坛上曾以“元白”之名并称一时。但其文集在清代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已仅见残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五十一曰：“（《元氏长庆集》）不知为何人所重编。前有麟序，称稹文虽盛传一时，厥后浸以不显，惟嗜书者时时传录。某先人尝手自抄写，谨募工刻行云云。则麟及其父均未尝有所增益。盖在北宋即仅有此残本尔。”而今国内连《元氏长庆集》的宋刊残本也已经不存了，令人扼腕。日本今存《元氏长庆集》宋刊本九卷，分藏于静嘉堂文库、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和金泽文库，从纸张、墨色、字体以及行款等判断，此三处所藏，实为同一刊本。金泽文库存《元氏长庆集》第三十七卷的残本，左右双边，匡郭高23．10cm，宽16．17cm。每半叶十三行，一行二十三字。如将三处藏本综合起来，或许能够看到元稹文集宋刊本的概貌吧。
金泽文库收藏有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古写本。例如八九世纪时代的《卜筮书》一种、十世纪左右的《文选集注》一种、十二世纪时代《周易注疏》一种、《集七十二家相书》一种等。这些写本倒底是由中国传入的唐宋人所手书，还是自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由日本人所手书，学界尚有些不同的看法。如《卜筮书》一种，日本著名的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先生判定为日本平安时代写本，但依我的判断，则很可能是中国唐人写本。在这些写本中，十世纪左右的古写本《文选集注》是非常重要的典籍，此本既非“五臣注本”，亦非李善注与五臣注合璧的“六臣注本”。其集注徵引之文，除“李善注”、“五臣注”外，尚有《文选抄》、《文选音诀》、并有“陆善经注文”等。《文选抄》与《文选音诀》，为《唐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，题署“公孙罗撰”。而尤可注目者，则陆善经之“文选注文”。据早期“经籍志”及九世纪日本人藤原佐世《本朝见在书目录》的记载，陆善经堪称经学大师，却世不见其传。今由此本注文中又可窥见其学问，是极可贵的。
昭明太子编纂《文选》，原本三十卷。后来李善为之作注，分析为六十卷，世上流行者皆本于斯。金泽文库藏此本《文选》，既非三十卷，又非六十卷。从今残本考稽，实为一百二十卷本，亦为罕见。“金泽文库本”的《文选集注》残存十八卷，即卷四十七、卷六十一（上、下）、卷六十二、卷六十六、卷七十一、卷七十三（上、下）、卷七十九、卷八十五（上、下）、卷九十一（上、下）、卷九十四（上、中、下）、卷百二、卷百十六。与此写本为同一本的另外六卷的残本，现今存于东洋文库，即卷四十八、卷五十九（上、下）、卷八十八、卷百十三（上、下）。两处收藏共存二十六卷。我曾将从金泽文库携回之《文选集注》书影，请友人王春茂先生（现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）与《四部丛刊》本作一校雠，发现异文甚多。以此本卷六十六《宋玉招魂一首》为例，仅开首“招魂一首”之释文，异文有七处。有价值的是，“丛刊本”全无“陆善经曰”云云，而此本则著录“陆善经曰：叙曰招者召也，以手曰招，以言曰□”。文化史上曾传陆氏当年亦奉敕注《文选》而未就，此《集注》所徵引，是否为陆善经当年的“未完成稿”，则不得而知。然不管如何，此本《文选集注》在《文选》的研究史上无疑是极有意义的。1955年，金泽文库所藏《文选集注》被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，同年，东洋文库藏本亦被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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